昔晋室数否，华戎鼎沸，三燕二秦，咆勃中夏，九服分崩，五方圮裂。皇祚承历，自北而南，诛灭奸雄，定鼎河洛，唯独荆、扬，尚阻声教。今令德广被于江、汉，威风远振于吴、楚，国富兵强，家给人足。以九居八之形，有兼弱攻昧之势，而欲逸豫，遗疾子孙，违高祖之本图，非社稷之深虑。诚宜商度东西戍防轻重之要，计量疆场险易安危之理，探测南人攻守窥觎之情，筹算卒乘器械征讨之备。然后去我所短，避彼所长，释其至难，攻其甚易，夺其险要，割其膏壤，数年之内，荆、扬可并。若舍舟楫，即平原，敛后疏前，则江、淮之所短；弃车马，游飞浪，乘流驰逐，非中国之所长。彼不敢入平陆而争衡，犹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。若俱去其短，各恃其长，则东南未见可灭之机，而淮、沔方有相持之势。且夫满昃相倾，阴阳恒理；盛衰递袭，五德常运。今以至强攻至弱，必见并吞之理；如以至弱御至强，焉有全济之术？故明王圣主，皆欲及时立功，为万世之业。去高而就下，百川以之常流；取易而避难，兵家以之恒胜。今巴蜀孤悬，去建邺辽远，偏兵独戍，溯流十千，牧守无良，专行劫剥，官由财进，狱以货成，士民思化，十室而九，延颈北望，日觊王师。若命一偏将，吊民伐罪，风尘不接，可传檄而定。守白帝之厄，据上流之险，循士治之迹，荡建邺之逋，然后偃武修文，制礼作乐，天下幸甚，岂不盛哉（《魏书·李苗传》）！

臣闻食少兵精，利于速战；粮多卒众，事宜持久。今陇贼猖狂，非有素蓄，虽据两城，本无德义。其势在于疾攻，日有降纳，迟则人情离阻，坐受崩溃。夫飙至风起，逆者求万一之功；高壁深垒，王师有全制之策。但天下久泰，人不晓兵，奔利不相待，逃难不相顾，将无法令，士非教习。以骄将御惰卒，不思长久之计，务奇正之通，必有莫敖轻敌之志，恐无充国持重之规。如令陇东不守，汧军败散，则二奏遂强。三辅危弱，国之右臂，于斯废矣。今且宜勒大将，深沟高垒，坚守勿战。别命偏师，精兵数千，出麦积崖，以袭其后，则汧岐之下，群妖自散（《魏书·李苗传》。正光末，二秦反叛，苗以陇兵强悍，且群聚无资，乃上书。又《北史》四十五。）。

谨案《续汉书·律历志》，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，房对：「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，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，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阳下生阴，阴上生阳，终于中吕，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，上下相生，终于南事，六十律毕矣。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。冬至之声，以黄钟为宫，大簇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钟为徵，南吕为羽，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徵。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统一日。其馀以次运行，宫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徵以类从焉」。房又曰：「竹声不可以度调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一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钟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」。执始之类，皆房自造。房云受法于焦延寿，未知延寿所承也。至元和年，待诏候钟〔律〕殷彤上言：「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。故待诏严崇，具以准法教其子宣，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」。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，其二中，其四不中，其六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知为准施弦。熹平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。光等不知，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，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。据此而论，京房之法，汉世已不能行。沈约《宋志》曰：「详案古典及今音家，六十律无施于乐」。《礼》云：「十二管还相为宫」，不言六十。《封禅书》云：「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，破为二十五弦」。假令六十律为乐，得成亦所不用。取「大乐必易。大礼必简」之意也（《隋书·牛弘传》，《北史》七十二）。